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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的内在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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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涛


【关键词】补偿性损害赔偿
【全文】

  众所周知,过错责任被《法国民法典》采用之后,逐渐被其他各国的民法典所采用;过错责任被尊为是资本主义私法三大理论基石之一。[1]过错责任是一种个人、主观责任,在自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初期,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19世纪之后,随着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各类严重的事故对人们的人身、财产权利造成了严重的威胁。以产品责任为例,如果要寻求生产商、销售商的主观过错,受害人很可能得不到任何的赔偿。于是,无过错责任(严格责任)制度登上了历史舞台,其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

  正如刘士国教授所支持的那样,“无过错责任,并非有人误解的那样是没有过错而承担责任,而是不以过错为承担责任的要件,它最大限度地容纳了行为人有过错的情况,当然也包括了无过错的情况,它的本意决不排除过错责任,而是包括了受害人难以证明的加害人的过错和加害人基于其生产的危险并受益的事实所应承担的责任。无过错责任非但不是对过错的放纵,反而是对过错最大限度的制裁,并没有混淆人们的是非观念,也不是与过错原则相对立的,无过错原则也没有排斥过错原则,而是把过错原则加以容纳吸收了。”[2]

  无过错责任法律地位的确立,是侵权法面对社会新的矛盾和问题所作出的相应的调整。当面对日益突出的环境问题以及种类诸多侵权行为时,传统损害赔偿制度同样面临着挑战。从侵权法发展的趋势来看,传统损害赔偿制度占据了主导的地位。所谓传统损害赔偿制度,即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其本质上属于“同质赔偿”。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是经济学“等价交换”原则在法学中的体现,即经济与损害之间的等价交换。而传统补偿制度认为,当所受到伤害的一方获得的赔偿金数额略大于或者等于实际所受到的损害时,补偿就是充分的,在法理上也是公平正义的。但是笔者认为补偿性损害制度至少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缺陷:

  首先,人身损害与精神损害赔偿不到位。“法学所谓‘以恢复被损害权利为目的’的补偿是一种强制交易——强迫当事人用自己的财产、人身或其它权利去换取侵权人的赔偿金。”[3]这一说法可能有些偏激,但是补偿性损害赔偿制度根源上属于事后补偿机制,也就是说,这种补偿机制具有强制性。对于受到人身损害一方来说,无论其是否愿意或期待,法律始终无法促使其恢复原状,只能用补偿的方式换回应有的损失;财产损失同样如此。但是即使如此,实际损失与补偿之间往往还不能实现等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7条第1款规定,“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同时,该解释还对具体的费用作了详细的规定。暂且不论补偿数额是否合理,但就误工费而言,是否需要计算受害人家属的误工费。另外,精神损害赔偿数额的确定一直是争议的焦点,虽然最高法院在2001年就颁布了《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司法解释》,但是该解释主要针对的是人身损害的精神损害,而财产损害同样存在精神损害的问题;而且在我国法院的判决中,精神损害赔偿过低,远逊于财产和人身损害的赔偿。

  其次,传统的损害赔偿往往忽视对受害人诉讼费用的补偿。徐昕教授在其《私力救济》一书已清晰阐述公力救济的成本问题。就民事诉讼而言,公力救济的诉讼成本就包括私人成本和司法成本两个方面,其中私人成本涉及经济成本、时间成本、人力成本、机会成本、机会成本、伦理成本、错误成本等。[4]实践中,诉讼费用往往偏高,有的时候甚至会超出预期的补偿性损害赔偿金额;而在法院的判决中,败诉的一方也只是承担了法院部分的诉讼费用,对于受害人诉讼费用在所不问。

  再次,在侵权案件中,由于当事人维权意识的缺乏、诉讼费用过高等原因,造成“履行差错”。所谓履行差错,就是实际受害损害的人(数)与维护起诉的人(数)之间存在着差距。以产品损害赔偿为例,如果某一商品损害1万个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起诉的不过是5000个,甚至更低;再加上由于证据等原因导致被害人败诉的,真正索赔成功的还要低。因此,履行差错的存在导致行为人(加害人)往往可以逃避相应的法律责任,福特公司最初的想法便是典型。

  最后,恶意民事行为的惩罚不足。[5]随着第二次全球化的浪潮,诸多的跨国企业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对于这些大公司而言,一国普遍民众的赔偿,其可以很容易地转嫁给消费者。对于化工等暴利产业,治理污染的费用往往大大高于补偿性赔偿的数额,导致侵权人恶意地超标排放。而在我国,由于行政处分的力度不大,环境诉讼尚未健全下,这类恶意的民事行为更加无法有效地遏制。

【作者简介】
刘涛,单位为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区人民法院。
【注释】 朱凯:《惩罚性赔偿制度在侵权法中的基础及其适用》,载《中国法学》2003年第3期。
刘士国:《现代侵权损害赔偿研究》,法律出版社1998版,第49-50页。
郑景元、王雪琴:《惩罚性赔偿的法经济学分析》,载《求索》2010年第4期。
徐昕:《论私力救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5版,第144-150页。
李平:《惩罚性赔偿在我国侵权法领域的适用》,载《江淮论坛》2006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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